李歐梵：一流大學從不緊張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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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的最大悖論——愈專業化，創意愈少。追求專業化的後果，就是令大學環境出現變化，使學者愈來愈難寫出一本大書。我常常問人文學者，包括我自己，近 10年、20年有哪一本書是全世界的學者都在讀？」

「盲目相信排名即是迷信數字。如要提升教育素質，我的建議依然是給教授充分的自由，但可惜的是本港大學不會這樣做，因為排不了名。以前當教授就像當神父一樣， 獻身教育，不計結果、回報。我的理想就是這樣。但有人說我這種想法過時了，我的回答是，你看看哈佛和史丹福，同樣有官僚主義，同樣有排名，但他們通通不管。有一年，普林斯頓大學贏了第一，有人問校長怎樣看，他說：『這有甚麼好說？Of course！』這是開玩笑的。要知道第一流的大學根本不管這些，批評也好，排名也好。」

「現在有些學生覺得自己是消費者，教師是供應商，我就聽說中大有個內地生對教授說：『我花這麼多錢，你卻教得這麼差。』這也是制度化的問題，大學應該提供一個 環境，讓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守成規。至於如何管理品質，我的建議是請人時要嚴謹，甚至在第一年試用期的時候，全心觀察教授的創意。可是現在聘請教授是有委員 會的，教授表現一看學生評分；二看論文。論文只看數量，不理素質。若然一位教授一年能寫十篇論文，他一定高分，也不管論文是不是寫得亂七八糟的。」

「選科的時候，專科不應超過五成，其他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因為只有自己感興趣的科才會用心學，別人看100頁，你會看300頁。我以前就是這樣，我就是不務 正業，不務正業才能做到正業，這就是吊詭的地方。另外，學生自己要互助，組織小團體、讀書會等，一起交流，培養學風。現在也有很多活動，可是大多是社交 的，像中大一整天在跳舞拉客的，本末倒置。也有一些憤怒的青年想要改變社會，社會是可以改的，但是要一點一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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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改變，可以用五字來說明——過度制度化。這種過度的制度化不是institutionalization，而是 bureaucratization，bureaucratization 泛指官僚化，着重程序，要開很多會議，十分着看成效。 而今問題在於，連教育制度也走上這條路。雖然某程度上，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在港英政府的時代，教育是走精英路線，只有一家大學，而其他學院的素質參差，當學院升格做大學之後，得用制度化去確保素質。 但現在我所指的是過度的制度化，現在政府的思考模式，全以管理（management）那套去辦教育 ，量度投入（input）和輸出（output），全都應用財經理論、管理理論，而不是教育理論，這是非常明顯的趨勢。制度化不是不可，我批判的是『過度』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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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這是個名詞，是句標語、口號。現在大家都掛在口上，但並沒有人去了解這是甚麼一回事，例如甚麼叫創意，甚麼叫工業。而創意產業的概念到了官僚 手上，就變質了。工業就變商業，創意不要了。最重要是『搵錢』，跟消費連在一起，為整個城市打出另一個名堂。」

「如果搞創意產業，我個人最看好的就是設計，就是建築。我常常問，香港好的建築師都跑到哪兒去了？當然是大陸。為甚麼香港的建築師在香港不能發揮他們的所 長呢？一，官僚制度太繁瑣。二，土地問題。現在蓋的公屋，為甚麼全都一式一樣呢？因為建公屋的人只從經濟層面作考慮，例如要花多少錢，可供多少人入住，花 最低的資本，拿到最高的效益，這是一種過度的功能主義。 今年我到深圳看一個建築，他們把舊工場變了一個新的、大型的展覽館，當時我還以為去了柏林，這就是創意呀！把舊的東西變成藝術，倫敦、柏林也有這樣做，她 們把舊的車站活化，又成了藝術。我最近很感嘆，我只見香港的文化創意的成份愈來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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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西九徹底失望！必定一事無成，將來只會是個大型公園而已。政府根本選錯了發展方案，他們不應該選Foster 的模式。建築界的人絕大部份都贊成Koolhaas的，認為Koolhaas最好， 最具創意，甚至比Rocco Yim（嚴迅奇）更厲害，但我想花的錢應該最多吧。這個就是我們和政府所考慮的不一樣，他們用一種香港式的民主去決定，開很多會議，作評估，估算有多少人會去參與。到最後決定時，一定選一個最安全、最省錢、最保守的，而不會選一個冒險的、有創意的。」

「文化本來就很難以用管理學那套，甚麼都計算。但如果不管理，不量化，政府又覺得控制不了，但換個角度說，一制度化，文化、創意、藝術就玩完了。解決方法不是 沒有，是政府在文化創意方面實行非制度化，減少制度，放鬆制度，just relax！給香港人多一點空間和自由，特別是那些小型的藝術文化團體。我一直都很疑惑，為甚麼香港那麼少街頭藝術呢？我在倫敦，紐約看到很多街頭表演， 但為甚麼香港沒有呢？為甚麼不開放街道呢？ 在街上表演為甚麼會被警察捉呢？他們會說這是公共地方，那是某個私人商廈的地區，一大堆規則，令僅有的空間都沒有了。但慶幸香港人很靈活，你這邊管他，他就跑到另一邊去，作為香港人，我們要把香港人的機動性（mobility）發揮出來。我想政府唯一可以做的是給他們一些空間、一點錢，不要去問成本吧！不要用會計的方式吧！隨他們怎樣做吧！但我認為香港政府做不到，他們不會這樣做。但歐洲的政府全都是這樣做的！特別是荷蘭，我親身去過荷蘭，當時在維修地 鐵，政府鼓勵人們在地鐵裏畫畫，任由他們畫，如果青年在該地喝酒太吵鬧，政府就請人開巴士把他們送回家，鼓勵年輕人做自由創作，就應該這樣呀！為甚麼不向荷蘭政府學習呢？」

「香港絕對有自己的文化，香港亦不是文化沙漠。只是香港文化的定義跟精英的定義不一樣。首先，香港是以廣義的嶺南文化作為背景，她又是財經金融中心，再加上香 港的殖民主義特色，最重要的是香港的文化一直由草根階層帶動，可見她有一段非常獨特的歷史，使香港成為一個跟北京和其他城市不一樣的地方。唯一可比較的是 上海，上海和香港都有其相似之處，但也愈來愈不同了。」

「我只覺得文化在變，變的原因就是跟文化認同有關，但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話題，說不好就成了政治。我不想談政治，政治是狹窄化，黑白化，我只想談文化，只想談文化認同。 在文化認同方面，人可以既為本土又是國際。 我曾經覺得自己是個國際人，但只限於cosmopolitan，而不是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這個字被濫用 了，inter-national，背後還是以國家為主。但cosmopolitan 是cosmo-politan，是跟城市有關。 廣義而言，我又是香港人，又是華人，又是國際人，三者並不一定有衝突，而且也不應分先後次序，不能說先做華人，後做國際人；或先做國際人，後做華人。但這個很困難，我看了很多新書，他們喜歡用world city來說世界城市，world city比較中性，不過亦有不少人用cosmopolitan，但這字背後代表着某些文化價值，包含了各種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