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

《鼠疫》——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吱吱吱……吱吱吱……
這是高八度的喪鐘鐘聲，還是喚醒人心之善的低喃？
在孤絕禁錮而束手無策的絕望情境中，你是否仍願為幸福做出最後一絲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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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座城巿很醜。在那平靜的外表下，我們得花一點時間才能察覺它與各地區的許多商業城巿有何不同。比方說，一個沒有鴿子、沒有樹木，也沒有花園能聽聞鼓翅聲與樹葉窸窣聲的城巿，總之就是一個平淡無奇的地方，教人如何想像？季節的變換只能從天空辨識。春天只會藉由空氣品質或是小販從效區帶進城的花籃來報到，是一種在巿場上出售的春天。夏天裡，太乾的屋舍被太陽曬得像在燃燒，牆壁也蒙上一層灰撲撲的灰塵；此時只能躲在密閉的窗簾陰影裡過日子。到了秋天，反而是到處泥濘不堪。只有冬天才會有風和日麗的好天氣。

　　要認識一座城巿有個簡單的方法，就是去看看民眾怎麼工作、愛戀與死亡。在我們這個小城裡，不知是否氣候之故，這一切全都一個樣，都是同樣狂熱與心不在焉的神氣。也就是說大家都覺得無聊，又都很努力地養成習慣。同胞們辛勤地工作，但始終只為了致富。他們對商業尤其感興趣，首先會（根據他們的說法）忙著做買賣。當然他們也喜好簡單的樂趣，他們喜歡女人、電影、作海水浴。但是他們會把這些娛樂保留到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其他日子則努力賺點錢，這點非常合情合理。傍晚下班後，他們會在固定時間聚在咖啡館裡、會到同一條林蔭大道上散步，又或是回到自家陽台上。年輕一輩的慾望強烈而短暫，而年長一輩的惡習頂多也就是參加滾球同好協會、聯誼餐會或是到俱樂部打撲克牌豪賭。

　　可能有人會說這不是我們城巿特有的現象，總而言之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如此。大概吧，看到有人從早到晚之後，又選擇在牌桌上、在咖啡館裡、在閒聊中，總之就是在他們剩餘的生命中把錢花掉，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然而某些都巿與國家的人民，偶爾會有其他疑慮。大體上說來，他們的生活不會因此改變，只不過事先有所疑慮就等於搶先一步。反觀奧蘭卻似乎是個沒有疑慮的都巿，也就是一個完全現代化的都巿，因此無須詳述我們彼此相愛的方式。男女之間，或是在所謂愛的行動中迅速地互相撕扯吞噬，或是開始培養長期二人生活的習慣。在這兩個極端間，通常沒有折衷之道。這同樣也非特例。在奧蘭也和其他地方一樣，由於沒有時間、缺乏思想，人們不得不在不知不覺中相愛。

　　我們這座城巿較為獨特之處在於可能遭遇到的死亡困境。其實，說困境不太恰當，應該說不舒服比較正確。生病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快，但有些城巿與國家會給予病中的你支援，你幾乎可以放手不管。病人需要溫暖，喜歡有個東西可以倚賴，這很正常。但在奧蘭，極端的氣候、商談生意的重要性、背景裝飾的微不足道、黃昏的短暫急促以及享樂的品質，再再都需要有健康的身體。病人在這裡會感到十分孤單。想想看，當某些人被困在因熱氣而劈啪作響的數百道牆壁背後即將死去，同一時間卻有一大堆人在講電話，或是在咖啡館中談論合約、海運提單與折扣等事宜。那麼你就會了解當死亡（即便是現代的死亡）如此突如其來地出現在一個乾燥的地方，會有多麼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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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六日上午，貝納‧李厄醫師從診所出來，在樓梯平台上踢到一隻死老鼠。當時，他並未多想便將老鼠踢開，走下樓梯。但是到了馬路上，他忽然想到那裡不應該有死老鼠，於是轉身往回走去通知門房。面對老米榭先生的反應，他更感受到自己的發現有多麼不尋常。那隻死老鼠的出現，他只是覺得奇怪，對門房而言卻是一大醜聞。他的立場非常明確；屋裡沒有老鼠。儘管醫師信誓旦旦地說二樓平台上有一隻，而且很可能已經死了，榭先生依然堅持己見。屋裡沒有老鼠，所以一定是有人從外面帶進來的。總之，這是一場惡作劇。

　　當晚，貝納‧李厄上樓回家前，站在走廊上摸找鑰匙，忽然看見走廊陰暗的角落裡竄出一隻大老鼠，步伐有些不穩，身上的毛溼溼的。老鼠停下來，似乎想尋求平衡，隨後奔向醫師，又停了下來，在原地打一圈吱吱叫，最後倒地時微張的嘴吐出血來。醫師凝視了牠一會兒，便上樓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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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億人死亡代表了什麼呢？打仗的時候，我們幾乎不知道什麼叫亡者。既然得親眼見到某人死亡，這個死去的人才有重量，那麼這些散布在歷史當中的一億屍體，不過就是想像中的一縷煙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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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一刻起，瘟疫可以說是我們所有人的事了。直到目前為止，儘管這些特殊事件讓每位巿民同胞感到驚訝與憂慮，大家還是盡可能在原來的崗位上做自己的事。這情況本來應該會持續下去的。但城門一旦關上，巿民才發現所有人，也包括敘事者在內，都在同一條船上，得想辦法解決。於是舉例來說，與心愛者分開的那種私人感情，從最初幾個星期開始，忽然變成全民的感情，其中還帶著長期被放逐的害怕與巨大痛苦。

　　關閉城門最顯著的後果之一，其實就是突如其來的意外分離。母子、夫妻、戀人，幾天前以為只是短暫離別，在火車月台上擁抱道別並隨口叮嚀一些瑣事，確信幾天或幾星期後便能再見，心思完全沉溺在人類愚蠢的信任之中，幾乎沒有因為這次分離而分散了對日常事務的注意力，不料竟就此相隔兩地，既無法碰面也無法聯絡。由於省府令公布後幾個小時後便立刻封城，自然不可能考慮到特例。這次疾痛猛烈入侵的第一個效應，可以說是迫使巿民在行動時彷彿不具個人情感一般。當天一早法令生效後，省府便受到申請者群眾的猛攻，他們或是打電話或是到辦公處，提出了同樣值得關注但也同樣無法驗證的出城理由。實際上，須得幾天的時間我們才理解到自己的處境毫無商量餘地，「讓步」、「優待」、「例外」等字眼一點意義也沒有。

　　我們就連寫信這等微末的樂趣也無法獲得滿足。一方面，這座城巿其實已不再藉由慣用的溝通方式與全國各地聯繫，而另一方面，政府發布一紙新令禁止通信，以免信紙成為傳染管道。一開始，有幾位特權人士買通了城門口站崗的警衛，答應替他們傳遞信息給外界。這還是疫病流行初期的事，那陣子警衛還覺得出於同情的行為是理所當然的。但過了一段時間，同一批警衛已經體認到情況嚴重，便不肯再度承擔範圍難以預料的責任。剛開始長途電話通訊並未遭禁，卻造成電話亭與電話線大堵塞，以至於完全斷線了幾天，後來嚴格限定只有所謂的緊急情況才能打電話，諸如死亡、出生與結婚。於是只剩下電報一途。靠著理智、情感與肉體相聯繫的人們，最後只能從短短十個字的電報中尋找往日情意的蛛絲馬跡。其實，能套用在電報上的詞彙很快便用盡，長時間的共同生活或痛苦的激情也立刻簡化成定期的公式化交流，如：「我很好。想你。愛你。」

　　然而我們當中有些人仍堅持寫信，並不斷想方設法要和外界聯絡上，到頭來也只是落得一場空。即便想出的方法有幾個成功了，我們也全然不知情，因為收不到回音。於是幾個星期間，我們只是一再反覆地寫同一封信，重謄同樣的訴求，以至於一段時間過後，原本灌注了所有心血的字句也變得空洞而無意義。我們於是機械化地抄寫，試圖藉由這些死的詞句透露些許生活困境。到最後，相較於貧乏而執拗的獨白，相較於與牆壁的枯燥對話，電報的形式化訴求似乎還是比較受歡迎。

　　過了幾天，誰也無法離開這座城巿的態勢已經十分明顯，有人想到詢問政府能不能准許流行病爆發前出城的人回來。考慮數天後，省府給了肯定的答覆，但也明顯指出回城以後絕不可能再出去，雖然可以自由進城，卻不能自由出城。即使如此，還是有寥寥數家人輕率地看待眼下的情況，由於急切渴望再見面而將審慎的考量完全拋諸腦後，就叫家人趕緊把緊機會回來。但受瘟疫所困的人很快便了解到自己讓親人冒著什麼樣的危險，也因此甘願忍受分離之苦。在疫情最嚴重時，我們只看到一個例子，是人類情感戰勝了對死亡（而且是備受折磨的死亡）的恐懼。但當事者並非如一般人所預期，是為了愛能不顧痛苦奔向彼此的一對戀人，而只是老醫師卡斯泰與他結褵多年的妻子。在疫情開始的前幾天，卡斯泰夫人到鄰近的城鎮去。這對夫妻其稱不上幸福典範，甚至可以說這兩人在此之前仍十有八九不太滿意與對方的結合。但這次突如其來的長時間分離，卻讓他們立刻確信無法與對方分開生活，而發覺這項事實之後，瘟疫也就算不了什麼了。

　　這是一個例外。就大多數人而言，分離顯然必須持續到疫病結束為止。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構成生活的主要情感，我們自以為了解得清清清楚（前面已經說過，奧蘭巿民具有單純的熱情），如今卻換上嶄新的面貌。原本對另一半充滿信心的丈夫與情人，忽然起了嫉妒心。原本自認為風流的男人恢復了對感情的忠貞。原本與母親同住時幾乎看也不看一眼的兒子，如今腦海中卻縈繞著它的容貌，而且每看到那容貌上出現一條皺紋，便感到憂慮懊悔不已。這次的分離無情而決絕，未來如何又不可預期，令人狼狽萬分，根本無法反應。原本靠得那麼近的人忽然竟已離得那麼遠，讓我們如今成日裡繫念。事實上，我們的痛苦是雙重的，首先是我們自己受的苦，其次則是我們想像不在身邊的兒子、配偶或戀人所受的苦。

　　若在其他情況下，巿民同胞們應該會藉由更外放而活躍的生活來尋找出口。但在此同事，瘟疫卻讓他們無所事事，最後落得在死氣沉沉的城裡兜圈閒晃，日復一日沉緬於令人失望的回憶遊戲當中。因為當他們漫無目的地散步，往往總會經過同樣的路徑，而在這麼小的城裡，這些路徑也多半正是昔日曾與此時不在身邊的人一同走過的路。

　　因此，瘟疫為奧蘭巿民第一個帶來的就是放逐。敘事者深信可以在此寫下他親身的經歷來代表所有人，因為這是他和多數巿民同胞共同的經歷。沒錯，這確實是放逐的感覺——那種內心裡時常有的空虛、那種明確的激動情緒、那種既渴望回到往日又恨不得讓時間加速前進的不理性、那些如火箭般熾燙的記憶。偶爾我們會盡情發揮想像力，以等候回家的門鈴或樓梯間響起的熟悉的卻步聲為樂；在這些時刻，我們會樂於忘記火車已經停駛；通常會有人搭乘傍晚快車來訪的時刻，我們也會刻意留在家中。但這些把戲當然無法持久，我們遲早總會清楚發現到火車不會來了，也許是知道這次的分離註定要持續下去，我們只得試著與時間妥協。總之，我們自此又回到牢籠之中，只能身處於過去，就算有人企圖活在未來，也很快就會放棄，尤其當他們體驗到自己所信任的想像力最終所造成的傷害，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巿民同胞很快便排斥原本可能養成的、推測與親人分離的時間有多長的習慣，即使在公開場合也不例外。為什麼呢？因為當那些最悲觀的人把時間定為——譬如說——六個月，當他們預先嘗盡這幾個月的苦澀，吃力地鼓起勇氣來對抗這番考驗，並竭盡最後的力量讓自己撐過如此漫長的痛苦折磨，卻偶爾會有某個巧遇的朋友、某篇報上的文章、某種閃現的疑慮或意外的洞察，讓他們覺得這場疫病有什麼理由不會持續超過六個月，或是一年，又或是更久？

　　這時候，勇氣、意志與耐心瞬間瓦解，讓他們感覺到似乎永遠也爬不出這個洞。於是他們強迫自己再也不去想解脫的期限，再也不面對未來，而且可以說總是低垂著雙眼。但是想當然耳，這份謹慎，這種與痛苦玩弄詭計，結束防衛、拒絕戰鬥的方法，並未獲得好結果。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想要這樣的崩潰，但在避免的同時卻也喪失那些可以藉由末來重逢的想像畫面遺忘瘟疫的時刻，而且是出現得相當頻繁的時刻。就這擱淺在深淵與高峰中途的他們，與其說是在生活倒不如說是飄盪，成了失落在沒有目標記憶貧乏的日子裡的遊魂，除非同意扎根於痛苦的土地上，否則就得不到力量。

　　因此他們體驗到所有囚犯與所有流放者最深沉的痛楚，那就是與毫無作用的回憶共同度日。他們不停回想的這段過往本身，只有充滿懊悔的滋味，因為當初有很多事還能夠和此時等待的人一起做卻沒有去做，他們多希望能彌補這缺憾——就像在這牢籠生活的所有情況下，甚至於堪稱歡樂的情況下，他們也會讓不在的人加入其中，如此一來總覺得有些遺憾。對當下感到不耐、對過去帶著仇視又沒有未來的我們，簡直有如被司法正義或人類仇恨打入監牢。總而言之，要想逃避這段令人難以忍受的休假期，唯一的方法就是想像火車恢復通行，並讓實際上固執地保持沉默的門鈴一再地叮噹作響。

　　但倘若這是放逐，對多數人而言也是在自己家裡放逐。雖然敘事者只經歷過普遍民眾的放逐，卻也不該忘記像記者藍柏這些人，分離對他們來說更是加倍痛苦，因為從外地進城後被瘟疫所困的他們，遠離的不只是無法團圓的人還有自己的家鄉。在整體的放逐當中，他們的感受最深刻，因為他們雖然也像所有人一樣忍著時間引發的焦慮，卻另外也被空間所困，致使他們不斷去撞擊那隔在疫病避難所與回不去的家鄉之間的一道牆。白天裡，塵土瀰漫的城區隨時都能看到一群人在閒晃，同時在心裡默默呼喚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的夜晚時光與故鄉的早晨，無疑就是前面說的那些人吧。他們還會拿稍縱即逝的徵象與令人困惑的訊息來增添自己的煩憂，例如燕子的飛翔、日落時的露水，或是偶爾被太陽遺棄在空曠街道上的怪異光線。至於那個必定能讓人逃脫一切的身外世界，他們卻視而不見，只是執著地懷抱著過於真實的幻想，並使勁地追尋一方土地的畫面，在那土地上有某個特殊的光線、兩三座山丘、最喜愛的一棵樹和幾張女子的容貌，構成了他們眼中無可替代的氛圍。

　　最後要特別談一談戀人，這是最令人覺得有趣，也或許是敘事者最有資格談論的。這群人還深受其他焦慮所苦，其中又以內疚感為最。其實目前的處境讓他們能夠以一種焦躁的客觀態度正視自己的情感，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極少有人無法清楚看到自己的缺失。他們首先察覺到的缺失，就是難以確切地回想起此時不在身邊的人做些什麼事。於是他們埋怨自己不該如此輕忽身邊人的作息，也責備自己當初根本無心詢問，還佯裝相信歡樂的泉源並不在於了解自己所愛的人的作息。從此刻起，他們很輕易便能回溯愛情的過程，檢視其中不完善之處。在普通的日子裡，所有人都知道（不管有意識與否）沒有什麼愛情是不能精進的，但我們卻甘於讓自己的愛情保持平凡，而且多少覺得心安理得。只不過回憶的要求比較嚴格。而且這個來自外界、打擊了全巿民眾的不幸，不只以非常徹底的方式帶來一種無理到令人憤憤不平的痛苦，還誘使我們自尋痛苦，並因而甘心接受這樣的苦楚。這分明是疫病在轉移注意力與攪局的伎倆之一。

　　如此一來，每個人都必須認命地過一天算一天，獨自面對天意。這種遭到遺棄的感覺長久下來可以磨練心性，但一開始卻會讓人顯得毫無價值。例如有些巿民同胞便屈服於另一種奴役狀態，聽憑太陽和雨水支配，看到的人會以為他們是第一次直接感受到天氣狀況。只要出現一線金光，他們就喜形於色，而雨天卻會使他們的臉龐與思緒罩上沉重陰影。幾個星期前，他們並非這般脆弱也不會如此不理智地受天氣左右，因為當時並非獨自面對這個世界，而且就某種程度而言，他們的宇宙前面有和他們一起生活的人守著。然而從此刻開始，他們顯然只能聽天由命，也就是毫無理由地痛苦與期待。

　　總之，在如此極端的孤獨中，誰也不敢期望鄰人的幫助，只能各人自掃門前雪。萬一不期然地有某個人試圖吐露心聲或表達某種感覺，不管得到什麼樣的回應多半都會讓他覺得受傷，這時他才會發現自己與對方是各說各話。其實他是經過漫長數日的深思熟慮與痛苦掙扎之後說出心裡話，而他想傳達的意象也等待與熱情的火焰中燒煉許久。但是聽話者想像的卻是一種慣常的情緒、那種巿場上販賣的哀痛、一種系列式的憂鬱。不管對方的態度友善或帶有敵意，回應總是風馬牛不相及，最後只得放棄溝通。要不然對那些無法忍受沉默的人來說，既然他人無法體會真心的言語，至少也可以順應著說巿場語言，採用一般交流淺薄、閒聊八卦的說話方式。於是，最真實的苦楚還得用陳腔濫調的對話來表達。只有付出這樣的代價，這些瘟疫的囚犯才能博得門房的同情或引起聽話者的興趣。

　　然而最重要的一點，不管這些焦慮的心情有多痛苦，也不管這顆心雖然空虛卻沉重到如何難以負荷，這些流放者在瘟疫初期都可以說是享有特權。因為就恐慌開始的那一刻，巿民們的心思完全都繫在他們等待的人身上。在普遍的憂傷情緒中，那愛的私心保護著他們，即便想到瘟疫，從來也只是想到它可能讓自己與親人永遠分離。因此即使身處於疫病核心，他們也表現出一種有益健康的心不在焉，很容易讓人以為他們很鎮定。絕望使他們免於驚慌，他們的不幸是有好處的。比方說，假如有人罹病走了，幾乎都是猝不及防。長時間與幽靈作心靈交談的他，會在突然間被拉走，然後直接丟進人世間最深沉的靜默之中，什麼都來不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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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葛朗說，故事剩下的部分非常簡單。所有人都一樣：結婚、又相愛一段時間、工作。工作得太辛苦以至於忘了去愛。珍妮也要工作，因為部門主管給他承諾沒有兌現。到這裡要明白葛朗的意思，需要一點想像力。由於疲勞的緣故，他變得垂頭喪氣，愈來愈不多話，沒能讓年輕妻子相信他還愛她。一個要工作的男人、貧窮、逐漸封閉的未來、晚餐桌上的靜默，在這裡的宇宙中已容不下熱情。珍妮可能很痛苦，但她還是留下來，有時候我們會痛苦很久卻不自知。經過多年之後，她離開了，當然，不是一個人離開。「我很愛你，但現在我累了……我這樣離開並不快樂，可是不一定要快樂才能重生。」她給他的信上大致是這麼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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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動氣了：「我可以向你保證，這是人道問題。也許你不明白對於兩個情投意合的人，這樣的分離意味著什麼。」

　　李厄沒有立刻答腔，停頓了一下才說他認為他是明白的。他全心全意地希望藍柏能與妻子重聚，希望所有相愛的人都能團圓，但政府已發布了決議與法令，瘟疫已經爆發，他身為醫師就得盡醫師的職責。

　　藍柏悲苦地說：「不，你沒法了解。你的說法太理性，根本是活在抽象的世界。」

　　醫師抬起眼睛望向共和女神，說他不知道自己的說法是否理性，但卻是明顯的事實，這兩者不一定一樣。記者調整一下領帶。

　　「所以說，這表示我得另謀他法了？不過，」他以挑戰的口氣接著說：「我一定會離開這座城巿。」

　　醫師說他還是可以理解，但這不關他的事。

　　「不，這和你有關。」藍柏忽然提高聲量說：「我來找你是因為聽說你在決策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想你至少可以把你幫忙建立的東西解除掉一部分。可是你根本不在乎，你根本不替任何人著想，你根本沒考慮到那些被迫分離的人。」

　　李厄承認就某方面而言確實如此，他並不想去考慮那些。

　　藍柏說：「啊，我知道了！你會說公務什麼的。但公眾的利益是由個人幸福構成的。」

　　「其實啊，」醫師似乎如夢初醒。「這是因素之一，但也還有其他，所以不該妄下斷語。不過你沒有道理生氣。如果你能找到辦法脫身，我會由衷為你高興。只是有些事礙於職責，我沒法去做。」

　　記者不耐地搖頭。

　　「對，我沒道理生氣，而且我已經浪費你很多時間了。」

　　李厄請他隨時告知事情的進展，不要對他記恨在心。一定有什麼方法是他們可以達成共識的。藍柏忽然露出困惑的表情。

　　「這我相信，」他沉默片刻後說道：「對，儘管我心裡不情願，也儘管你剛剛說了那些話，我還是相信。」

　　他頓了一下。

　　「不過我還是無法認同你。」

　　他將氈帽拉低蓋住額頭，隨即快步離去。李厄看見他進入尚‧塔盧下榻的飯店。

　　過了一會兒，醫師搖搖頭。記者迫不及待想奔向幸福並沒有錯，但怪罪於他有道理嗎？「你活在抽象的世界裡。」在醫院度過的那些日子，眼看著疫情加劇，每星期平均死亡人數高達五百人，那真的是抽象的世界嗎？的確，在這不幸當中摻雜了部分的抽象與不真實。但是當抽象開始要你的命，就得加以處理了。李厄只知道這不是最簡單的方式。譬如說，管理他所負責的輔助就不簡單——這類醫院現在已經有三間。他將緊急看診間的一個房間改裝成接收室，地上挖了個洞，裡頭注滿消毒水，水池中央有個磚砌的小島。病患被帶到小島上，快速地脫下衣服丟進水裡，將身子洗淨擦乾後，重新穿上醫院的粗布袍，再由李厄醫師進行診察，然後送進病房。他們只能利用學校裡加了蓋的操場擺放病床，現在總共有五百張，而且幾乎已沒有空床。上午親自接收病患，為他們注射疫苗、作淋巴結切開術後，李厄會再確認一次數據，然後再回去看下午的診。最後到了晚上，他還會到病患家出診，夜深才回家。前一天夜裡，母親將媳婦拍的電報交給他時，注意到他的手在發抖。

　　他說：「是啊，但只要堅持下去，就比較不會緊張了。」

　　他精力旺盛，身子骨又結實，事實上還不覺得疲累。但像是出診卻愈來愈讓他難以忍受。診斷出罹患流行熱病就等於是宣布要盡快送走病人，這時抽象與困難真正開始了，因為家屬知道病患這一走，就得等到痊癒或死亡才能再見。「可憐可憐我們吧，醫生！」羅雷太太這麼對他說，她女兒在塔盧下榻的飯店當清潔女工。這是什麼意思呢？他當然覺得同情，但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他必須打電話，不久便響起救護車的鈴聲。起初，鄰居們會開窗觀望，不一會兒便趕緊關上窗。這時開始了抗爭、淚水、說服，總之就是抽象。在這些被熱病與焦慮燒得熱騰騰的公寓裡，開始上演瘋狂的場景。但病患還是被帶走，李厄也可以離開了。

　　剛開始幾次，他只是打了電話便跑到其他病患家，並沒有等救護車來。但家屬卻會把門鎖上，寧可面對瘟疫也不肯與家人分開，因為他們現在已經知道分開的結果。大聲叫喊、喝令、警力介入，接著軍方介入，最後病人被強行押走。最初幾個星期，李厄不得不等到救護車抵達，後來每個醫師巡迴出診時都會有一名義警陪同，李厄方得以奔走於病人之間。不過一開始的時候，每天晚上都和這個晚上一樣：他進入羅雷太太的住處，小公寓裡裝飾著扇子和人造花，這位母親一見到他便帶著一抹幾乎難以察覺的微笑說：

　　「但願不是大家都在說的熱病。」

　　而他，則是掀起被單和衣服，默默地注視病人腹部與大腿上的紅斑，腫大的淋巴結。母親看著女兒的兩腿之間，驚聲尖叫無法自制。每天晚上都有母親面對呈現所有死亡徵兆的肚子，一臉茫然地如此驚叫，每天晚上李厄的手臂都會被緊緊抓住，聽著一堆無用的話語，還有衝口而出的承諾與撲簌簌的淚水，每天晚上救護車的鈴聲總會引發和所有痛苦一樣徒勞無益的恐慌。度過這一長串總是大同小異的夜晚之後，除了一長串的類似場景一再反覆出現之外，李厄也不敢有其他的期待了。是的，瘟疫就跟抽象的概念一樣很單調。可能改變的只有一樣，那就是李厄本身。這天晚上在共和女神像底下，他感受到了，當他始終望著飯店大門、看見藍柏走進去，只意識到那種拒人於外的冷漠開始充滿他的內心。

　　經過令人筋疲力竭的這幾個星期，度過這些暮色初臨的傍晚，見到巿民們湧上街頭胡亂打轉，李厄明白了自己再也無須抗拒憐憫。當憐憫起不了作用，便會令人厭倦。醫師感覺到自己的心漸漸封閉起來，這也是這段壓力沉重的期間他第一次鬆了口氣。他知道這樣會讓工作更便利，因此十分高興。當天凌晨兩點鐘，等門的母親見他眼神空洞地看著她而悲從中來，殊不知讓她難過的事卻正是李厄此後唯一所能得到的慰藉。要想對抗抽象，就得和它有點類似。但藍柏如何能感受到這點呢？對藍柏而言，抽象就是一切阻擋他幸福的東西。老實說，李厄知道就某種意義上，那個記者說得沒錯。但他也知道有時候抽象比幸福更強勢，到了那個時候你就必須也只能予以重視。這應該就是藍柏遭遇的情況，醫師也是後來聽到藍柏吐露詳情才知道。因此他才能夠在新的層面上，去領會每個人的幸福與瘟疫的抽象概念之間那種沉鬱的衝突；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城裡的生活完全都是由這種衝突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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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盧灰色的眼珠注視著他。

　　「醫師，你對潘尼祿的講道內容有何想法？」

　　這問題問得很自然，李厄也回答得很自然。

　　「我在醫院待太久了，沒法接受集體懲罰的說法。但你也知道，基督徒有時候嘴裡這麼說，卻從未真正這麼想過。他們比表面上看起來更好一些。」

　　「莫非你也和潘尼祿一樣認為瘟疫有它的好處，它能讓人睜亮眼睛，強迫人去思考！」

　　醫師不耐地搖搖頭。

　　「瘟疫就和世上所有的疾病一樣，但這世界病痛所具有的特點，瘟疫也都有，有些人或許會因此獲得提升與成長。然而當你看到疫病帶來的慘狀與苦痛，也只有發瘋、盲目或懦弱的人才會降服於它。」

　　李厄幾乎沒有提高聲量，但塔盧卻伸手作勢要他冷靜。他微微一笑。

　　李厄聳聳肩說：「好，但你還沒回答我，你仔細考慮過了嗎？」

　　塔盧在扶手椅上稍微換了個舒服的姿勢，接著把頭探到燈光底下。

　　「醫師，你相信上帝嗎？」

　　這問題依舊問得很自然，但這回李厄猶豫了一下。

　　「不相信，但這又怎麼樣呢？我眼前一片漆黑，我試著想看清楚。其實早在很久以前我就不覺得這有什麼特別的了。」

　　「這是不是你和潘尼祿的分歧之處？」

　　「我不這麼認為。潘尼祿是個博學之士。他目睹的死亡還不夠多，所以能憑藉真理發言。但就算是鄉下的神父，只要他治療過堂區民眾、聽見過死者臨終前的呼吸聲，就會和我有同樣想法。他會先解決苦難之處，才去展現它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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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本質就是不斷地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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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李厄衞生小組運作得如何。現在有五個工作團隊，希望還能再多組幾個。記者坐在床上，似乎很專心地檢視指甲。李厄注視著他縮在床沿那短小粗壯的身影。忽然間，他察覺藍柏也在看他。

　　他說：「你知道嗎？醫生，我一直在想你的組織。我之所以不加入，自然有我的理由。至於其他，我想我還不至於缺乏冒險的勇氣，我曾經打過西班牙內戰。」

　　「哪一邊的？」塔盧問道。

　　「輸的那一邊。但是在那之後，我作了一番思考。」

　　「思考什麼？」塔盧問。

　　「勇氣。現在我知道人能體現偉大的行動，但如果不能具有偉大的感情，我沒興趣。」

　　「感覺上人應該什麼都能辦得到。」塔盧說。

　　「不對，人就無法長時間受苦或幸福，也就是說根本無法做任何有價值的事。」

　　他看著兩人一會兒，又說：

　　「塔盧，你能為愛而死嗎？」

　　「不知道，但現在好像沒辦法。」

　　「你看吧。而你卻能為一個理念而死，這點一眼就看得出來。我真是受夠了這些為理念而死的人。我不相信英雄主義，我知道這很容易，也從經驗中得知這是殺人行為。唯一令我感興趣的是為自己所愛而生、而死。」

　　李厄仔細傾聽記者說話，目光始終沒有從身上移開。他溫柔地對他說：

　　「人不是一種理念，藍柏。」

　　記者從床上跳起來，臉上熱情熠燿。

　　「這是一種理念，而且是很短促的理念，打從我們背棄愛的那一刻開始。沒錯，我們再也沒有愛的能力。聽天由命吧，醫師。讓我等待自己恢復這個能力，如果真的沒辦法，也讓我們等待著全人類的救贖，不要去扮演英雄。我話就到說到這裡了。」

　　李厄站起來，頓時顯出疲態。

　　「你說得對，藍柏，完全正確，關於你要做的事我覺得很對也很好，所以我一點也不想改變你的心。可是我還是要跟你說：這一切無關乎英雄主義，而是一種正直。說出來可能會讓人發笑，但我覺得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

　　「什麼叫正直？」藍柏忽然變得嚴肅。

　　「我不知道一般人怎麼看，但對我來說，就是盡我的本分。」

　　「啊！」藍柏忿忿地說：「我不知道我的本身是什麼。也許說穿了，我選擇愛是錯了。」

　　李厄正視著他，語氣堅定地說道：

　　「不，你沒有錯。」

　　藍柏若有所思地看著他。

　　「我想在這一切當中，你們兩個根本不怕失去什麼。這樣要當好人自然比較容易。」

　　李厄一口氣乾了杯裡的酒。

　　「好啦，我們還有事情要做。」

　　他走了出去。

　　塔盧隨後跟上，但正要走出房門似乎又臨時改變主義，轉身對記者說：

　　「你知不知道李厄的太太在離這裡幾百公里的一家療養院養病？」

　　藍柏似乎大吃一驚，但塔盧已經離開。

　　第二天一大清早，藍柏便打電話給醫師：

　　「我找到方法出城以前，可以和你一起工作嗎？」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才聽到：

　　「好的，藍柏，謝謝你。」

===

　　總而言之，就是這類的明顯事實或憂慮讓我們的巿民同胞始終有放逐與分離的感覺。在這方面，敘事者非常明白若不能記述一些真正奇特驚人的情節，例如像舊日編年史家所記載的一些安撫人心的英雄或傑出的行為等等，有多令人遺憾。但這是因為再也沒有什麼比瘟疫更平凡無奇，正因為它的曠日持久，天大的苦難也變單調了。在經歷過瘟疫的人的記憶中，那些可怕的日子並不像兇猛無情的火焰，反而像是永無休止的重步踩踏，將所經之處的一切全部踩扁。

　　不，瘟疫和疫病流行初期深深困擾著李厄醫師的那種震撼人心的猛烈形象全然不同。首先，它是個步步為營、完美無瑕又運作完善的統治團隊。因此，在此附帶一提，敘事者為了不違背任何事實也不違背自己，一直努力地作到客觀。除了讓前後關係大略一致而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之外，他幾乎不想為了藝術效果作任何改戀。現在他也正是秉持客觀態度這麼說：如果分離是這段時期最普遍也最深沉的巨大痛苦，又如果有必要誠實地對這個階段的疫情作新的描述，真的可以說就連這痛苦本身也慢慢變得不那麼悲愴了。

　　巿民們，至少那些最受分離所苦的巿民們，已經習以為常了嗎？也不盡然。比較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他們無論在精神或肉體上都已消耗殆盡。瘟疫爆發之初，他們清楚記得自己失去的人，並深深懷念。但即使心愛的人的五官、笑臉以及回想覺得幸福的日子都深深烙印在腦海中，他們卻難以想像當自己懷想愛人的那一刻，遠在天邊的對方又在做些什麼。總之，在這時候他們擁有記憶，卻缺乏想像力。到了瘟疫的第二階段，他們連記憶都喪失了。倒不是他們忘了那張面孔，但其實也等於忘記了，因為那面孔失去了血肉，再也無法出現在他們內心裡。於是最初幾個星期，他們經常抱怨在愛情現實中，自己只能和幽靈談感情，接下來他們發現這些幽靈還可能變得更飄渺，連留存在記憶中的最後一點色彩也失去了。經過長時間的分離後，他們已無法想像曾經有過的親密感，也無法想像與一個自己能隨時觸摸到的人一起生活會是什麼感覺。

　　就此看來，他們已進入疫瘟本身的範疇，它愈是平凡無奇便愈顯得力量強大。我們當中再沒有人顯現出強烈的情感，所有人都只感受到單調乏味。「也該是結束的時候了。」我們的巿民這麼說，因為在疫災時期，希望全體的苦難盡快結束是很正常的，當然也因為他們確實希望到此結束。但說這些話的時候，已經沒有剛開始那種氣燄或尖刻，而只有如今僅剩的、少得可憐的清明理智。起初幾個星期憤世嫉俗的激烈情緒被一種消沉所取代，這種消沉可能會被誤以為是屈服，但其實那是一種暫時的許可。

　　巿民同胞們開始採取一致的態度，就像大家所說的，他們適應了，因為別無他法。當然，不幸痛苦依然在，只是他們已感受不到尖銳刺痛。儘管如此，有些人（例如李厄醫師）卻認為這正是不幸之所在，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更慘。以前，分離的人並非真的不幸，而原本痛苦中的那一線光明卻熄滅了。如今，可以看到他們在街角、咖啡館或朋友家中，平平靜靜、心不在焉，眼神顯得如此倦怠，就因為他們使整座城活像一間候診室。有工作的人用和瘟疫一樣的步調做事，小心謹慎無聲無息。每個人都很謙卑。與心愛者分離的人第一次不再排斥談論那個不在身邊的人，不再排斥使用一般人的語言，也不再排斥從瘟疫相關數據的角度來檢視他們的分離狀態。雖然在此之前，他們憤憤地將自己的痛苦與集體的不幸區隔開來，現在卻願意將它混入其中。失去記憶、失去希望的他們，只活在當中。事實上，對他們來說一切都變成現在式。必須這麼說，瘟疫剝奪了每一個人愛的力量，甚至於友情的力量。因為愛需要有一點未來，而我們卻只剩下片段的時刻。

　　當然了，情況並非絕對如此。持平地說，就算所有與心愛者分離的人果真都變成這樣，也不是同時發生，而且一旦遁入這種新態度之中，偶爾的靈光閃現，迴光返照，也會讓這些患者重獲一種更年輕也更痛苦的感覺。例如作一點計畫聊以排遣的時候，想起了有朝一日瘟疫結束後的情形。或者是在某種機緣下，意外地感覺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椎心嫉妒。還有人是在轉眼間重生，在一週間的某幾天（禮拜天是肯定有的，還有禮拜六下午）擺脫掉昏沉萎靡的狀態，因為如今的缺席者當初還在身邊的時候，總會在這幾天進行某些特定儀式。還有時候，在白日將盡之際驀然襲上心頭的憂鬱會提出警訊（但也不一定總是如此），警告他們回憶即將浮現。傍晚的這個時刻，對虔誠信徒而言應該要自省的這個時刻，對於只能檢視虛空的囚犯或流放者而言十分難捱。這時他們會懸空片刻，然後重新回到遲鈍狀態，把自己封閉在瘟疫之中。

　　我們可以明白這等於是放棄他們最私人的東西。瘟疫初期，許許多多對他們而言很重要，在別人看來卻毫不起眼的小事情占據了他們的時間，這就是他們所體驗到的職業生活，然而現在他們只對別人感興趣的事物有興趣，腦子裡只有大眾普遍的觀念，就連他們的愛情也變得非常抽象。他們已自暴自棄深陷於瘟疫之中，以至於有時候只能在睡夢中懷抱希望，或是突發奇想：「得個鼠疫吧，死了乾淨！」但其實他們已經入睡，這些時間以來只不過是睡了長長的一覺。城裡充斥這樣的夢遊者，只有很難得的幾次到了深夜，當看似癒合的傷口突然再次迸裂，他們才能真正逃離這個魔咒。此時驚醒之後，他們會有些茫然地伸手觸摸輕微發燙的嘴唇，剎那間疼痛感又回來了，發作時不僅這種痛楚，就連心愛的人那驚慌失措的臉龐也變得鮮明。天亮以後他們又重返疫災，也就是重返常規。

　　但這些被迫分離者會是什麼模樣呢？其實很簡單，他們什麼模樣也沒有。或者也可以說他們就跟所有人一樣，一種完完全全的大眾模樣。他們也分擔著城裡平靜與幼稚的躁動。他們不再表現批判的精神，輕而顯現出冷靜沉著。例如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才智出眾的人和所有人一樣，裝模作樣地想從報紙或廣播節目找到一些理由，讓自己相信瘟疫很快就會結束。他們似乎也會因為讀了某個記者無聊地邊打呵欠邊信筆塗鴉所寫的評論，而懷抱虛幻的希望或是沒來由地感到恐懼。其他時候，他們或是喝啤酒或是照顧家中病患，或是悠閒懶散或是筋疲力竭，或是將資料整理歸檔或是放唱片聽音樂，總之與他人並無不同。換句話說，他們再也不作選擇。瘟疫扼殺了他們對價值的判斷。這點從一個地方便看得出來，那就是再也沒有人關心自己購買的衣服或食物的品質。一切照單全收。

　　最後我們還可以說這些被迫分離者已經失去了最初享有的奇異特權。他們不再有對愛的自私心態以及從這心態所獲得的好處。至少目前的情況很明朗，疫災涉及到了每一個人。在城門邊砰然作響的槍聲中，在配合著我們生或死的節奏啪啪蓋下的印章聲中，在火焰與資料卡、恐懼與儀式程序中，我們所有人都可能面臨屈辱但作了紀錄的死亡；在可怕的濃煙與救護車平穩的鈴聲中，我們吃著同樣的流失食糧，不知情地等待著同樣的團聚與同樣的感人肺腑的和平。或許我們的愛始終都在，只不過已經沒有用處，放在心裡沉甸甸的，動也不動，就如同罪行或刑罰一樣貧瘠。如今這愛也只不過是一種沒有未來的耐性毅力和一種固執的等待。就這點看來，某些巿民的態度倒是讓人想起了城裡隨處可見，排在食品店門前的人龍。那種順從、那種堅忍是一樣的，既無限際也不抱幻想。只是就分離的情況而言，這種感覺必須放大千百倍，因為那是另一種足以吞噬一切的飢渴。

　　無論如何，若想明確地了解我們城裡被迫分離者的心態，就得再想一想那些金光閃耀、灰塵瀰漫的永恆傍晚，當暮色降臨這座光禿無樹的城巿，當男男女女湧上街頭的時刻。因為說也奇怪，此時在仍有夕陽餘暉照射的露台上，已聽不見平常城裡唯一能聽見的車輛與機器噪音，卻只傳來巨大而嘈雜的腳步聲與隱約不明的說話聲，千萬隻鞋痛苦地滑行配合著低沉天空裡那根疫鞭咻咻揮打的節奏，總之就是一種無休無止、令人窒息的原地踏步，腳步聲漸漸遍及整個城巿，一個傍晚接著一個傍晚將自己最忠實也最沉鬱的聲音傳到我們內心裡，而這顆心裡的愛早已被盲目的執著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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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厄就是從這些虛弱的表現判斷出自己的疲憊。他失去了以往的同理心。大部分時間糾結著，已經變硬變冷酷的這顆心，久久就會爆裂一次，讓他陷入自己也無法控制的情緒。他唯一自衞的方式就是躲進這種冷酷中，把心裡的結再打得更緊些。他很清楚只有這樣才能繼續下去。至於其他，他沒有太多幻想，而內心還保留的那些也都被疲憊給剝奪了。因為他知道在一段看不到盡頭的時期，他的角色不再是治療，而是診斷。發現、觀察、描述、記錄，然後宣判，這就是他的任務。有一些太太會抓著他的手腕呼喊：「醫生啊，請你救他一命！」但他來不是為了救命，而是為了下隔離令。當時那些臉上流露出的怨恨有什麼用呢？「你真沒心肝。」有一天有人這樣對他說。其實不然，他有心有肝。有這副心肝支撐著，他才能每天二十四小時間眼看那些應該活下去的人一一死去，他才能日復一日重新開始。從今而後，他的心肝只能作此用途，若還要救人命又怎麼夠用呢？

　　沒錯，他一整天下來給與的不是救援，而是訊息。這當然不能稱為職業。但畢竟在這群受盡驚嚇、大量死亡的人當中，又有誰能有閒工夫去從事真正的職業呢？也幸好有這份疲憊，倘若李厄精神更好一點，那到處充斥的死亡氣味可能會讓他變得多愁善感。但當你睡不到四個小時，也就多愁善感不起來了。你會看到事物的原貌，也就是會根據公平正義，那醜陋又微不足道的公平正義，來看待事物。其他那些被判死刑的人，他們也感受到了。瘟疫爆發前，大家都把他當成救命恩人。他只需三顆藥丸和一管針筒便能解決一切問題，迎接的病患還會緊拉著他的手臂帶他走過長廊。此舉是對他的恭維，但很危險。然而現在他會帶著士兵現身，還得用槍托重重敲門，家屬才會下定決心開門。他們應該很想拖著他、拖著全人類一起赴死。唉！的確，人是少不了彼此的，他也和這些不幸的人同樣受到剝奪，所以拋下他們那一刻在他內心裡逐漸增長的強烈憐憫心，其實他自己也同樣需要。

　　這至少是這幾個漫漫無期的星期裡，李厄醫師心裡的想法，此外還混雜糾結著有關他與妻子的分離狀態的想法。同時他也在同伴們臉上看到相同想法的反射。不過，當所有繼續參與對抗疫災的人漸漸感到筋疲力盡，最危險的影響並不在於他們對外界事件或他人情緒的冷漠態度，而不知道他們會自我放棄到什麼地步。因為他們已經開始出現一種傾向，凡是非絕對必要而且總讓他們覺得力有未逮的舉動，一律能免則免。於是這些人到後來愈來愈常疏忽自己定下的衞生規範，也忘記自己要做的諸多消毒工作當中的幾項，有時候還會在沒有作好防範措施的情形下追著肺鼠疫患者跑，因為是臨時接獲通知要前往病患住處，若還要回到某個地點接受防疫注射，就會讓他們更覺得累。這才是真正的危險，因為正是與瘟疫的對抗讓他們在面對瘟疫時更加脆弱；總之他們是在賭運氣，而運氣是無法強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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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如此，塔盧那段時間的筆記內容漸漸地以柯塔這個人為中心。塔盧試著表列出柯塔的反應與想法，其中有些是柯塔向他吐露的，有些則是他自己的解讀。以「柯塔與瘟疫的關係」為標題的表格，在記事本中占了幾頁篇幅，敘事者認為值得在此略作簡述。塔盧對於柯塔的整體觀點可以用這句評價一言以蔽之：「這個人提升了。」表面看來，他的心情是提升了。對於事態的發展他毫無不滿，有時還會當著塔盧，用「沒錯，情勢是沒變好，但至少把所有人都拖下水了」之類的話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

　　「當然，」塔盧補充寫道：「他像其他人一樣受到威脅，但正因如此他也是和他們一起承受。還有，我很肯定，他並不真的認為自己有可能染病。他似乎是靠著一種信念在度日，而這信念倒也不算太荒唐：當一個人深受某種重大病病或煩惱所苦，對其他所有疾病或煩惱也就免疫了。『你有沒有注意到，』他對我說：『人不可能同時生兩種以上的病。假設你患有某種嚴重或不治之症，像是末期的癌症或結核病，那就絕不可能再染上瘟疫或傷寒。再說，還可以再推得更遠一點，因為我們從來沒聽說過癌症患者死於車禍。』不管對或錯，這種想法讓柯塔一直保有好心情。他唯一不希望的就是和別人隔離開來，他寧可和所有人一起被困，也不想孤單一人關在牢裡。有了瘟疫，就不會再有祕密調查、卷宗檔案、密令與緊急逮捕等事情。正確說起來，也不會再有警察、再有犯罪案件（不管新舊）、再有罪犯，現在只有一群被死刑的人等待著最難測的天意恩典、而其中也包括警察在內。」因此，柯塔（還是依據塔盧的詮釋）有充分的理由用一種包容、體諒的愉快心情來看待我們巿民同胞所呈現的焦慮與驚慌症狀，他這心情可以從一句話看出來：「你就說吧，這種感受我有過。」

　　「我對他說若不想和別人隔離，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問心無愧，但沒有用，他狠狠盯著我說道：『照你這麼說的話，誰都永遠沒法跟別人在一起。』接著又說：『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但我告訴你，唯一能讓人團結起來的方法還是讓他們得瘟疫。你看看四周圍的情況就知道了。』其實，我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今天的生活在他看來有多愜意。路上到處都能看到他自己有過的反應，他又怎能認不出來呢？每個人都試圖讓所有人和自己同在；有時候向迷路的人報路時相當殷勤，有時候又顯得情緒惡劣；大家一齊湧進高級餐廳，在那兒歡喜快意得遲遲不願離開；混亂的人群每天在電影院前面排隊，把所有表演廳與舞廳擠得水洩不通，有如凶猛的浪潮般漫入所有公共場所；面對任何接觸都退卻，然而由於渴望人性的溫暖，大家還是忍不住靠向其他人，手肘靠向其他手肘，這一性別靠向另一性別。很明顯地，這一切柯塔早在他們之前都經歷過了。除了異性之外，因為以他那種長相……而且我猜想當他起心動念想上妓院，到頭來還是會打消念頭，以免事後留下對自己不利的壞名聲。

　　「總之，瘟疫讓他事事如意，它把一個不甘願孤單的人攏絡成同謀。他確實是同謀，還是一個樂在其中的同謀。他這個同謀造就了他所見的一切，包括這些隨時處在戒備狀態的人的迷信、沒來由的恐懼與敏感易怒；包括他們希望盡可能別提起瘟疫，卻又忍不住談個不停的怪癖；包括自從知道頭痛是瘟病的最初症狀之後，只要頭一稍微隱隱作痛，他們便顯露出驚慌與蒼白；也包括他們性情的多感、容易受刺激，甚至於不穩定，往往會因為一些小疏漏而發怒，就連掉了一枚長褲釦子也會苦惱萬分。」

　　塔盧經常在傍晚和柯塔一起出門。接下來他在記事本裡敘述他們如何投身於黃昏或夜晚那黑壓壓的人群中，與人摩肩擦踵，混雜在偶爾被路燈照亮的黑白群眾間，伴隨著這一大群人類前往尋歡作樂的熱情場所，以逃避瘟疫帶來的寒冷。幾個月前，柯塔在公共場所尋求的奢侈與闊綽生活，他未能實現的夢想，也就是縱樂無度，如今所有人都趨之若鶩。雖然物價全都無可避免地上揚，大家花錢卻比以前更兇，而當大多數人連日常必需品都缺乏，浪費在奢侈品上面的錢卻比以往都多。我們看到遊樂場所大幅增加，但這些閒人其實只是失業。有時候，塔盧和柯塔會跟在一對情侶後面很長一段時間，這些人以前會極力掩飾彼此的關係，現在卻是緊緊地相依偎著，非得走遍整個城區不可，就像熱戀中的情人眼中只有彼此，看不見四周的人潮。柯塔看了很動心，他會說：「唉呀！真不害臊！」他說話大聲了，感受到這集體的熱烈氣氛，聽到身旁大筆的小費叮噹作響，又目睹在眼前展開的情節，他不禁笑逐顏開。

　　然而，塔盧認為柯塔的態度中幾乎並未摻雜惡意。他嘴裡說的「我在他們之前就體驗過了」，其中不幸的成分多於得意。塔盧寫道：「我相信，他開始愛上被困在天地與城牆間的這些人了。比方說，只要可以，他都很樂於向他們解釋說情況沒那麼糟，他對我說：『你聽聽他們說的：瘟疫過後我要做這個，瘟疫過後我要做那個……他們這不是保持冷靜，而是讓生活變得悲慘。他們甚至還不明白自己占了什麼便宜。換作是我，我能說被捕以後我要做什麼什麼嗎？被捕是一個開始，不是結束。而瘟疫……你想知道我怎麼想嗎？他們之所以不快樂是因為放不開。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塔盧接著寫道：「他確實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他對奧蘭居民的矛盾心理作了真正的評價，他們深切渴望能接近熱情，卻又不敢放心大膽地接受，因為不信任接開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能信任鄰居，他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趁你卸下心防之際，把瘟疫傳染給你。當你像柯塔那樣，很想找個伴卻又每每懷疑那些人可能是警方的眼線，就會明白這種感覺。你會非常理解並同情某些人，他們認為瘟疫可能在一夕之間找上自己，而且或許就在自己慶幸著健康無虞的時候，它已經準備出手。由於有這種可能性，他便能在恐懼中自在度日。但因為他比其他人提早經歷了一切，我想他並不能完全設身處地去感受那種殘酷與不確定。總之，和我們這些尚未死於瘟疫的人在一起，他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自由與生命每天都瀕臨被摧毀的命運，但既然他本來就生活恐懼中，自然認為其他人也該嚐嚐這種滋味。說得更正確一點，比起當初自己一人承擔，現在的恐懼感似乎沒有那麼沉重了。這一點他其實錯了，這使得他比其他人更難理解，但無論如何，他也因此比其他人更值得我們試著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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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第三幕奧菲歐與尤麗迪絲主要的二重唱部分（也就是尤麗迪絲脫離情人那一刻），觀眾才流露出某種程度的驚訝。歌者彷彿就等著這樣的反應，又或者更可能是來自觀眾席的竊竊私語證實了他的感受，他於是選在這一刻以怪異的方式向前方舞台，雙手雙腳在古裝裡張得開開的，然後整個人翻倒在布景的羊圈之間。這些羊圈從頭到尾就是年代誤植，但觀眾們卻這時才第一次發現，而且還是以可怕的方式發現。因為在此同時，樂隊停止了演奏，觀眾席上的人開始起身，緩緩走出廳院，一開始靜悄悄的，好像剛作完禮拜步出教堂，也像是瞻望遺容後走出靈堂。女士們輕攏著裙子低頭離開，男士們則挽著女伴走，並小心護著以免她們撞到座椅。但後來動作只是站起身來，現場只有他們留下來看著象徵他們當時生活寫照的這一幕：舞台上是瘟疫，由一名關節脫臼的蹩腳演員扮演，觀眾席上則是一大群再無用處的奢侈品，像是被遺忘的扇子和一些蕾絲飾品，凌亂散落在紅絨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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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李厄說著坐了下來。「就好像根本沒瘟疫這回事。」

　　塔盧背轉向他，望著大海。

　　「是啊，」過了片刻他才說：「是很舒服。」

　　他說完來到醫師身邊坐下，細細地端詳他。微光在空中反覆出現了三次。街道另一頭傳來碗盤破碎的聲音，隨後屋門砰的一聲。

　　「李厄，」塔盧說話的口氣再自然不過。「你從來就不想知道我是誰嗎？你曾把我朋友嗎？」

　　「有的。」醫師回答：「我是把你當朋友。只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沒有時間表達。」

　　「好，那我就放心了。要不要讓現在變成友誼的時刻呢？」

　　李厄只是微微一笑。

　　「那麼，就這樣吧……」

　　幾條街外，似乎有一輛車在溼溼的路面上滑行許久。車子走遠後，緊接著又從遠處傳來模糊的叫喊聲，再次打破寧靜。之後，寧靜又重新挾著整片天空與星星的重量，壓在這兩個男身上。塔盧起身走到露台欄杆旁，跳上去坐著，面向仍陷坐在椅子上的李厄。看過去，他只是一個映在天空上的巨大剪影。他說了很久，內容大致如下：

　　「我們就簡單地說吧，李厄，在我還沒來到這座城巿碰上這場流行病以前，就已經染上瘟疫了。也可以說我和所有人是一樣的。不過有些人不自知，又或許是安於現狀，也有些人知道但想脫離。我就一直很想脫離。

　　「年輕的時候，我懷著天真的想法過日子，也就是完全沒有想法。我沒有自我折磨的癖好，一開始就過得中規中矩。凡事都順順利利，不管是和知識分子往來或是在女人堆裡都很自在，就算偶爾有些小煩惱，也是來得快去得也快。有一天，我終於開始省思。現在……

　　「我得跟你說，我並不像你這麼窮。我父親是法院的佐審官，地位不低。但是從外表卻看不出來，他天生就是個好好先生。我母親是個單純、不愛出風頭的人，我無時無刻不愛她，但還是不提她得好。父親用愛來照顧我，我甚至覺得他試著想了解我。他曾經在外頭拈花惹草，我現在可以確定了，但反正我一點也不感到憤慨。他的一切行為並沒有太超過，沒有激起任何人的反感。簡而言之，他不是一個太特別的人，如今他去世了我才領悟到，即使他生前不是聖人，卻也不是壞人。他屬於中庸一派，如此而已，我們會對這種人產生一種合理的愛，一種能讓人繼續下去的愛。

　　「不過他有一項特點：他在床頭擺了一本大大的鐵路指南。他其實不常旅行，只有度假時會到布列塔尼去，那裡有棟小別墅。但他卻能準確無誤地說出巴黎—柏林列車的出發與到站時刻、從里昂到華沙應該怎麼轉車、任選兩國首都之間的確實距離。你能說出怎麼從布里安松到沙木尼去嗎？這恐怕連火車站站長都摸不著頭緒。我父親卻不然。他差不多每天都在努力充實這方面的知識，對此他感到相當自豪。我覺得很有趣，常常拿問題考他，再去翻鐵路指南對照他的答案，發現他答對了就高興得不得了。這些小小問答練習讓我們的關係緊密許多，因為我成了他的聽眾，他也感受到我的誠意。在我看來，有關鐵路知識方面的優越成就並不亞於其他的優越成就。

　　「忍不住說了這麼多，恐怕太強調我父親的好人形象。因為說到底，他對我所下的決心只有一點間接影響，頂多也就是提供給我一個機會。我十七歲那年，父親邀我去旁聽。那是重罪法庭一個重要的案子，他肯定是想向我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我覺得他也想利用法庭上莊嚴肅穆激盪年輕人的想像力，讓找繼承他的衣缽。我答應了，因為一來可以取悅父親，二來我也很好奇想看一看、聽一聽他在家庭以外扮演的另一個角色。我完全沒有再想到其他。之前，法庭裡發生的一切對我而言，一直就像國慶閱兵或頒獎儀式一樣地自然。我對這些的想法十分抽象，並未感到困擾過。

　　「可是那一天唯一讓我留下印象的只有罪犯。我想他是真的犯了罪沒錯，至於是什麼罪並不那麼重要。但這個留著稀疏紅髮、年約三十來歲的矮小男子，似乎非常堅決地想要坦承一切，似乎被自己做過的事和別人即將對他做的事嚇得魂不附體，以至於幾分鐘後，我眼裡除了他再也看不見其他。他就像隻受到強光驚嚇的貓頭鷹。他的領帶沒有打正對準領口，他不停咬著右手的指甲……總之，我不用再強調你也已經明白，他是個活生生的人。

　　「但是我這才突然醒悟到，直到當時為止，我都是以一種簡單的類別來想他，那就是『被告』。雖然不能說我把父親忘了，但有個東西緊擰著我的心口，使我將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犯人身上。我幾乎什麼也沒聽見，只感覺到他們想殺死這個活生生的人，於是有一股奇妙的本能像浪潮般，執拗而盲目地把我推送到他那邊去。直到父親開始發言，我才真正清醒起來。

　　「換上紅袍的父親不再是老好人也不再充滿熱情，他嘴裡吐出一長串一長串的語句，就像一條條蛇不停地跑出來。我聽懂了，他以社會之名請求判此人死刑，甚至請求將他斬首。的確，他只說了：『這個人頭理應落地。』但差別畢竟不大，結果其實都一樣，他還是得到了這個人頭，只不過動手的人不是他。而在法庭上從頭旁聽到尾的我，唯獨和那個不幸的人產生一種莫大的親密感，這種感覺和父親之間從未有過。然而依據慣例，父親仍得參與罪犯的最後時刻，這是禮貌性說法，其實應該稱之為最卑劣的謀殺時刻。

　　「從那天起，每次看到那本鐵路指南我就感到深惡痛絕。從那天起，我開始帶著畏懼的心留意司法案件，留意死刑的判決與執行，當我發現父親必然參與過幾次殺人，而且正好是他早起的那幾天，不禁感到天旋地轉。沒錯，碰到這些時候，他總會撥鬧鐘。我不敢跟母親提，但卻更仔細地觀察她，之後我才明白他們之間已毫無聯繫，母親過的根本是自暴自棄的生活。這讓我原諒了她，我當時是這麼說的。後來我才知道其實無所謂原不原諒，因為她在結婚前窮了大半輩子，而貧窮讓她學會逆來順受。

　　「你大概以為我會說我馬上離家出走了。沒有，我又待了幾個月，將近一年的時間。但我的心病了。有一天晚上，父親在找鬧鐘，因為隔天要早起，結果我整夜沒闔眼。第二天，他回到家時我已經走了。接下來我就長話短說吧，父親派人來找我，我去見了他，沒有作任何解釋，只是平靜地說要是強迫我回家我就自殺。他最後接受了，因為他本來就是個性情溫和的人，他長篇大論地跟我說教，說想隨心所欲地過日子有多麼愚蠢（他是這樣詮釋我的舉動，我並未加以反駁），又千叮萬囑咐的，還強忍住已在眼眶打轉的淚水。事後，其實是過了很久以後，我會定期回家探望母親，也會因此碰見他。這樣的聯繫對他來說應該就夠了。至於我，我並不仇視他，只是心裡有些許哀傷。他死後，我把母親接來同住，若不是母親後來也去世了，她現在還跟我住在一起吧。

　　「我花了這麼長時間鋪陳這個開頭，是因為這其實是一切的開頭。現在我說得快一點。十八歲脫離安逸的生活後，我體驗到了窮困，為了謀生做過無數工作，而且做得都還不錯。但令我感興趣的是死刑。我想和那隻紅毛貓頭鷹算清一筆帳，所以我就像人家說的去搞政治。我只是不想染上瘟疫罷了。我認為我身處的社會建立在死刑上，對抗社會就等於對抗謀殺。我這麼相信，別人也這麼跟我說，直到現在這想法多半還是對的。於是我和自己所愛的人並肩作戰，我對他們的愛從未停止過，也與他們攜手許久，在歐洲沒有一個國家的抗爭活動是我沒有參與過的。這就暫且不提了。

　　「當然，我知道我們有時候也會給人判刑。但有人告訴我說要想讓這世界不再發生殺人情事，死這幾個人是必要的。這話倒是有幾分真實性，而我或許畢竟還是難以在這種真實性當中堅持自己的立場。總之可以確定的是，我猶豫了。但只要再想到貓頭鷹，便又能繼續下去。直到有一天我看到行刑的場面（是在匈牙利），年幼時體驗過的那種暈眩感又再次使成年的我眼前一片模糊。

　　「你從沒看過一個人被槍斃吧？當然沒有，這通常是得受邀的，而且參觀群眾也會事先經過逃選。結果你一直都只是停留在圖片與書本上的描述。蒙眼的布條、綁人的柱子，還有遠處幾名士兵。其實不然！你知道行刑的槍手站得不遠，離犯人只有一米半嗎？你知道如果犯人往前走兩步，胸口就會碰到槍嗎？你知道在這麼近的距離之下，槍手們個個瞄準心臟部位，當所有人都射出大大的子彈後，會開出一個拳頭大小的洞嗎？不，你不知道，因為這些是大家不會討論的細節。對瘟疫患者來說，睡眠比生命更神聖。我們不能阻止善良正直的人安心入眠。這樣一來就得有一些令人不是滋味的做法，也就是不要太過堅持，這個大家都知道。可是從那時起，我就沒有睡好過。那壞滋味一直留在我的嘴巴裡，而我也沒有停止過堅持，也就是沒有停止過思考。

　　「我於是明白了，這麼多年來雖然全心全意地認為自己在對抗著瘟疫，卻始終是個瘟疫患者。我知道了有數以千計的人死亡都是經過我間接同意，由於我認定些導致他們喪命的行動與原則是正確的，他們的死甚至可以說是我挑起的。其他人似乎並不為此困擾，或者至少他們從未自動提起，而我卻覺得喉嚨像打了結。我雖和他們在一起，卻備感孤單。有時我向他們表達我的顧慮，他們會叫我想想真正重要的事，並提出許多理由，經常看起來都很冠冕堂皇，非讓我把難以下嚥的東西給吞下去。但我回答說照這樣說的話，那些染上瘟疫的大人物，那些穿著紅袍的人，也同樣有非常正當的理由，假如接受了染上瘟疫的小人物所提出的不可抗力的理由與甚必要性，那就不能否決大人物提出的理由與必要性。他們提醒我說如果認為紅袍子有理，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生殺大權都交給他們。但我心想一旦讓步一次，就沒有理由不繼續讓步。歷史的演變似乎證明我的想法是對的，今天大家都在爭相殺人，而且已經殺人殺到眼紅，想停也停不了。

　　「不管怎樣，我真正關心的不是論證，而是那隻紅毛貓頭鷹，是那段卑劣齷齪的驚險過程，過程中幾張骯髒發臭的嘴向一個上了手銬腳的人宣布他很快就會死，而且還將一切安排妥當，好讓他一夜又一夜地苦悶等待，等待自己睜著雙眼被殺的那一刻到來之後才赴死。我關心的是胸口上那個洞。我暫且告訴自己，至少就我個人而言，我絕不肯承認這種卑鄙的屠殺會有任何正當理由，任何一種都不行。對，在能把事情看得更透徹以前，我選擇了這種固執的盲目。

　　「直到今天，我依然沒變。我已經羞愧好久，羞愧得想死，只因為自己也曾經是個殺人兇手，儘管隔了很多層，也儘管是出於善意還是一樣。隨著時間過去，我只察覺到即便是高人一等的人，到了今天也難免要殺人或放任他人殺人，因為這是他們生活的邏輯，而在這個世上，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有可能置某人於死地。對，我依然還是感到羞愧，我從經驗中得知我們每個人都患上了瘟疫，我再也無法安心。到了今天我還在尋找內心的平和，試著去了解所有人，也試著不要成為任何人的致命敵人。我只知道要把該做的事做好才能從瘟疫中痊癒，也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們期盼獲得內心的平和，或者即使得不到也能死得泰然。這樣做才能減輕人的負擔，就算不能救人脫離痛苦，至少會盡可能減少對他們的傷害，甚至有時候還會有一點好處。所以我決定排拒一切致人於死或是為了致人於死辯護的事，不管是直接或間接，也不管有沒有正當理由。

　　「這也是為什麼這場瘟疫只讓我學到一件事，那就是和你並肩作戰。我確知（是的，李厄，你也看到了，我對人生瞭如指掌）每個人身上都有瘟疫，因為這世上沒有人能免疫，一個也沒有。所以我們得隨時提高警覺，不要一個不留神就往另一張臉上呼氣，把病菌傳染給別人。這裡頭唯一自然的東西是細菌。其他諸如健康、正直，或者還有純潔，這些都受到意志的影響，而且這種意志應該永遠不會停止。幾乎不傳染病菌給人的好人，就是盡可能不分心的人。要想無時無刻不分心，就需要有意志力，還要繃緊神經！是的，李厄，當個瘟疫患者很累人，但不想當瘟疫患者更累人。這就是為什麼每個人看起來都很累，因為今天每個人都有點染上了瘟疫。但這也是為什麼有幾個不想再當患者的人會疲憊到極點，除了死無法解脫。

　　「在那之前，我知道我對這個世界本身已毫無價值，打從我拒絕殺人的那一刻起，我就被永遠驅逐了。歷史將由其他人去創造。我也知道我似乎不能去批判其他這些人。我缺少一種特質，因此無法成為理性的殺人者，這可不是優點。但現在我願意當自己了，我學會謙卑。我只會說這世上有瘟災也有犧牲者，我們應該盡可能地拒絕站到疫災那邊。也許你會覺得這好像不難，我不知道它難不難，但我知道這是真的。我曾經聽過無數論證不僅差點讓我暈頭轉向，也讓其他人暈頭轉向到了同意殺人的地步，因此我了解到人類的所有苦難都源自於未能使用清楚的語言。所以我決定無論說話或行動都要清清楚楚，以便讓自己走上正道。也因此除了這世上有疫災和犧牲者之外，其他我什麼都不說。如果說這句話讓我自己變成災害，至少我不是故意的。我盡量試著當一個無辜的殺人者。你瞧，我的野心其實不大。

　　「當然，還得有第三種類別，那就是真正的醫者，不過這種人不常見，也應該是困難的工作。所以我每次都決定加入犧牲者，盡量降低損害程度。在他們當中，我至少可以試著找出如何成為第三類人，也就是如何獲得平和。」

　　說完之後，塔盧晃動一條腿，腳尖輕碰露台。沉默片刻後，醫師略略挺起上身，問塔盧知不知道要走哪條路才能獲得平和。

　　「知道，就是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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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時，病人燒到最高點，一種像是發自五臟六腑的咳嗽震撼了他的軀體，他也開始咳血。淋巴結已不再腫大，但並未消腫，依然像螺帽般旋在關節窩裡，李厄判斷無法進行切開術。高燒與咳嗽久久暫停一下的時候，塔盧還是盯著這兩個朋友看。但沒多久他的眼睛愈來愈少睜開，那張飽受蹂躪的臉上偶爾顯露的光彩也一次也一次暗淡。狂風暴雨將塔盧的身子震撼得不停抽搐驚跳，照亮他的閃電卻愈來愈少，他就在這場風暴深處緩緩地漂移遠去。如今李厄眼前只剩一張從此文風不動的面具，連微笑都消失了。這具人體曾經與他那麼親近，現在卻被長矛刺得千瘡百孔，被超凡的痛楚燒灼著，被天上的仇恨狂風吹得扭曲變形，並當著他的面沉入瘟疫洪水底下。而他對朋友的遇難一籌莫展，只能待在岸上，空著手、揪著心，再一次手無寸鐵、無能為力地面對這場災難。最後，因無助而淚眼模糊的李厄沒能看到塔盧猛然轉頭面向牆壁，吐出一聲空洞的嗚咽，就好像他體內某處有一條重要的線斷了。

　　接下來的夜晚不再有搏鬥，而只有寂靜。在這個與世隔絕的房間裡，李厄感覺到已穿著整齊的屍體上方籠罩著一股驚人的平靜，數天前在露台上俯臨瘟疫的某個夜晚，城門邊一陣騷動後也曾有過這樣的平靜。當時他已經思索過這種從他眼看著人死去的病床上出現的寧靜。這全都是相同的暫停狀態，相同的莊嚴間隔，是戰爭過後相同的和平，是戰敗的寧靜。但此時包圍著友人的這份寧靜卻是如此扎實，像極了街道上與瘟疫解放出來的城巿所呈現的靜謐，更讓李厄覺得這次是最終的失敗，雖然終結了戰爭，卻讓和平本身成為無法痊癒的痛。他不知道塔盧最後是否獲得了平和，但至少此時此刻他認為自己再也不可能獲得平和，就像失去兒子的母親或是埋葬朋友的男子一樣永遠不可能有停戰時刻。

　　外頭的夜依然寒涼，群星凍結在清朗冷冽的天空上。半昏暗的房裡可以感覺到緊貼在窗玻璃上的寒意，像是極地黑夜深深呼出的蒼白氣息。李厄太太以平日的姿態坐在床邊，床頭燈照亮了她的右側。李厄則坐在臥室正中央，遠離光線的扶手椅上等候著。他不時會想起妻子，但每次都把念頭驅散。

　　剛入夜時，行人的腳步聲在寒夜中清晰響起。

　　「你都處理好了嗎？」李厄太太問道。

　　「是的，打過電話了。」

　　接著他們又安靜下來，默默地守護。李厄太太不時看著兒子，要是剛好迎上母親的目光，李厄便微微一笑。夜裡熟悉的雜音在街道上此起彼落。雖然尚未開放禁令，已經有許多車輛恢復行駛。車輪咂咂地快速駛過，消失後又重現。人聲、叫喊聲、再度安靜、馬蹄聲、兩輪電車轉彎時的吱嘎聲、模糊的喧譁聲，接著又是黑夜的呼吸聲。

　　「貝納？」

　　「欸。」

　　「你不累嗎？」

　　「不累。」

　　他知道這個時候母親在想什麼，他知道她愛他，但也知道愛一個人沒什麼大不了，或者至少可以說愛永遠不會強烈到能找到適當的表達字眼。因此，母親和他總是默默地愛著彼此。她（或是他）總有一天也會去世，而他們終其一生都無法更進一步吐露自己內心的感情。他生活在塔盧身邊時也是一樣，塔盧今晚死了，他們也沒來得及好好體驗兩人的友誼。就像塔盧自己說的，他輸了。但是李厄呢？他贏了嗎？他只贏在體驗到了瘟疫並記在心裡、體驗到了友情並記在心裡，體驗到了溫情，將來想必也會記在心裡。在瘟疫與生命的遊戲中，人能贏得得也只有體驗與回憶。或許塔盧所謂的贏，指的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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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熱情如火的人一心一意只想著一個念頭。對他們來說，只有一件事改變了：被流放的這幾個月來，他們多麼希望加快時間的腳步，恨不得快還要更快，但如今奧蘭城已近在眼前，當列車開始剎車準備停下，他們卻反而希望時間過慢一點，甚至暫停一下。這許多月來生活中失去愛的感覺既模糊又尖銳，讓他們隱隱約約覺得有權要求某種補償，那就是要讓快樂時光過得比等待的時光慢上一倍。至於那些在某個房間或月台上等候的人，也是同樣地迫不及待、惶然不安，藍柏正是其中之一。他的妻子在數星期前已接獲通知，此時正想盡辦法趕來。其實瘟疫流行的這幾個月已經將這份愛或溫情化成抽象，眼看馬上就要和支撐著自己這些情感的血肉之軀面對面，藍柏在等候之際不免緊張得發抖。

　　他真希望再變回疫病爆發初期，那個想一鼓作氣衝出城去，奔向自己心愛女人的自己。但他知道不可能了。他已經變了，瘟疫讓他變得淡漠，雖然他極盡所能想否認，這感覺卻像一種莫名的焦慮持續纏繞著他。他有點覺得瘟疫結束得太突然，讓他來不及回過神來。幸福又這麼快便降臨，事情的發展快得超乎預期。藍柏了解到一切都會在轉瞬間歸還於他，那歡喜之情卻猶如火燒，無法細細品嘗。

　　其實所有人都多多少少和他有同樣的感覺，在此應該來說說這所有的人。在火車月台上，已重新展開個人生活的他們仍感覺到彼此間的共同聯繫，因此會交換眼神與微笑。但一看到冒著煙的火車頭，一股狂亂而令人暈眩的喜悅之情洶湧而來，那放逐感登時消逝無蹤。火車停穩後，無止境的分離（多半還都是在這同一個月台上開始的）轉眼間結束了，一雙雙手臂貪婪而狂喜地撲進他懷裡。他將她抱個滿懷，只看到緊貼在自己胸前的那個頭上全是熟悉的髮絲，忍不住淚流不止，也不知道是為了眼前的幸福還是壓抑了太久的痛苦爆發出來，但可以肯定的是淚水讓他無法認清埋在自己肩窩的這張臉，究竟是他魂牽夢縈的臉或者是一張陌生的臉。稍後這疑慮自然能澄清。目前他只想和周遭所有人一樣，讓自己相信瘟疫的來去不會改變人生。

　　於是所有人彼此緊緊相擁地回家去，無視於其他人，表現出戰勝了瘟疫之姿，把所有的不幸拋諸腦後，也包括那些搭乘同一班火車到來，卻無人迎接的乘客在內；其實長時間的音信杳然已讓這些人心生恐懼，現在更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回到家後自己恐懼的事便要獲得證實。這些人現在只有新的哀痛陪伴，還有一些人此時是沉湎於對逝者的回憶之中，對他們而言情勢截然不同，分離的感覺至此到達了高峰。這些母親、配偶、戀人失去了一切歡笑，因為心愛的人如今或是混葬在無名屍坑中或是化成一堆灰燼，在他們心中，瘟疫永遠都在。

　　但有誰想這些孤寂的人呢？中午時分，太陽戰勝了從清晨便猛烈吹襲的冷風，和煦的陽光源源不絕傾瀉而下。白晝彷彿驚奇地定住不動。山丘頂上堡壘的砲聲，在平靜的藍天裡隆隆作響不絕於耳。全城居民都湧出戶外慶祝這個被擠壓在中間的時刻：前面的痛苦已經結束，後面的遺忘尚未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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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李厄聽著充滿喜悅的呼喊聲從城裡揚起，心裡想到的卻是這份喜悅隨時有幻滅之虞。因為他知道一些歡慶群眾所不知道的事；他知道書上寫了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亡或滅絕，這菌可能潛伏在家具與衣物內十數年，在臥室、地窖、衣箱、絹帕、文件紙張裡頭耐心等待。也許有那麼一天，為了帶給人類苦難與教訓，瘟疫會再次喚起老鼠，把牠們送到一座幸福快樂的城巿去赴死。